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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经理世界》封面:以低碳为名的商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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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虽然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取得成功,但依然完成了一次对低碳经济的成功助推。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虽然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取得成功,但依然完成了一次对低碳经济的成功助推。

  不管是由碳交易衍生出的碳金融市场,还是新能源、能效管理等创新技术频现的实体产业,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所有企业无法绕过的战略高地。

  从偶尔被拿来一用的营销概念,到系统融入企业的社会责任范畴,从开发部门推出的一类创新产品,再到决策者们着力打造的一项企业核心竞争力,所有有远见的企业经营者都应该意识到,在这一项新考验面前,谁提前掌握其中的游戏法则,谁就赢得了未来。

  还犹豫什么呢,踏上低碳之路吧。

  我一个业内朋友与公司的合同刚好签到201212月。一位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交易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那时,《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减排协议也将到期。

  自从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基于对后2012时期前景的不确定,让早已备受金融危机打击的CDM市场更为低迷。在ECX(欧洲气候交易所),碳资产市场价格一度低于8欧元(我国发改委规定,国内CDM项目的价格最低为8欧元)。尤其近期,欧盟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量超过排放企业大户们的实际需求,导致欧洲的碳交易买家更不愿出手。压力之下,诸多碳金融炒家纷纷通过裁员等途径减轻成本压力。曾经涉足这一领域的雷曼兄弟内外交困已经倒闭,而像英国益可先是被摩根收购,继而又把美国分部裁撤殆尽。

  这种境况与20087月份前后市场最高涨的时候已经形成鲜明对比。卡本能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CDM项目经理张飞达回忆说,在20086月中,一个并不出色的CDM项目,在市面上竟然接连收到了9欧元、10.5欧元的价格,让他甚至一度怀疑这一出价的真实性。

  然而如今,碳交易市场祸不单行。

  极端的看法认为,CDM机制几乎快死了,最遭人非议的一点就是额外性CDM额外性标准是指,在项目申请者证明如果没有外来资助,自有资金不够,就不会建设相关项目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碳信用额,进而获得资金支持),很多人认为,这一规定并不见得能对鼓励节能减排有足够的推动作用,是变态的额外性。而另一种观点则大肆批驳碳金融市场已经被金融市场投机者所劫持,他们将碳信用额度打包成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本质上与引发目前这次金融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并无区别。

  清洁的空气也能卖钱,拥有动人口号的碳交易机制真的日暮途穷了吗?

  从最绿的地方说起

  在广西省苍梧县和环江县的几家林场企业和很多林农看来,CDM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当地政府虽然提出要像重视农业生产一样重视林业发展,像关注粮食安全一样关注生态安全,更要鼓励农民像种菜一样地种树,但在下属的诸多乡镇中,依然有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荒山。直到2003年,世界银行贷款林业项目进行到第四期,广西提交了项目规模高达上亿公顷的林地荒山。为了降低项目风险,增加当地收益,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环境效益,当时负责这一项目的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刘瑾女士找到了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林业专家张小全。

  刘瑾的想法是,在项目县中选择水土流失严重、以小流域治理为主要目标的环江县和苍梧县的4000公顷荒山,由张小全帮忙通过向世界银行争取生物碳基金项目(2002年成立,主要致力于通过林业项目吸收固定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做成一个林业CDM项目。

  张小全由此开始正式规划这个全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林业CDM项目。彼时,林业CDM规则才刚刚谈定不久。

  每年每亩30块钱的碳汇收益,外加像松树松脂等林业本身的收益,吸引了绝大部分老百姓的参与。4000公顷的林地在几年内陆续种植完毕,整个碳汇项目2006年底在联合国完成注册,并很快被西班牙政府以4美元一吨(可在15年里吸收50万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购买,购买期限一直签到了2017年。

  事实上,像林业CDM项目这样给企业和基层参与者带来实惠的项目还有很多。根据联合国相关协议,全球林业CDM的数量不能超过附件1中国家基准点的1%。在林业CDM项目之外,剩余的那99%中的CDM项目还包括了从生物质发电、水电、风电,到水泥余热、三氟甲烷减排等等,种类繁多。  

  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路跃兵表示,在碳金融的价值链中,气候变化资本已经针对每个环节都推出了对应的业务

  林业CDM项目比较难以大面积去推广,大家还是愿意去做那些计算模型比较简单的项目。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中国区高级项目经理张文艺说。据他介绍,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内部基本是按照行业领域进行市场开发,他就更关注生物质发电和水电、风电几个领域。在过去两年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已经操盘卖掉了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

  一家名为国能的企业,已经先后在河北威县等地建设了几十家生物质电厂。这家公司在2006年将一种秸秆发电技术从丹麦引入国内。张文艺认为,这种技术把秸秆变废为宝,创造了绿色价值,而且由于秸秆的收集和存储等成本很高,单纯发电的经济性并不够高,的确需要得到CDM的资金扶持。

  秸秆发电也有一个难题是,除了要计算发了多少电,还要把用了多少电计入成本,包括秸秆的收集过程中耗油都要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扣除。相对来讲,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计算模型会更简单一些。但如果从投入产出比看,此三者也有不同。比如太阳能发电项目一般规模不大,并且受限于光照时间;风电的装机容量一般可达到太阳能发电的三四倍,总减排量就可能达到前者的七八倍;至于水电项目,运行小时数比风电更多。对于专门做CDM项目交易的投资中间商而言,如果同样的成本但是收益差距很大的话,那肯定会选收益多的那个。

  谁得到了实惠

  CDM机制作为一项鼓励节能减排的市场手段,自从设计出来之后,在2008年前后已经增长至80亿美元的规模。而另一个广被引用过的数字是,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金融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只是现在看来可能实现起来比较难。

  这套机制运行至今,减排效果非常明显。迄今达成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是过去诸多机制促成量的四倍之多,同时,交易各方都从中大为受益。

  最初,因为欧盟发放排放量过多,很多企业把用不完的限额再次转售,像欧洲几家大型电力公司在前几年的CDM交易中都赚到了不菲利润。而在中国,根据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方网站的公开数据,在联合国CDM项目签发总量中,中国可以占到48%上下的份额,卖出的排放量总共1.88亿吨,流入国内的资金至少可达18亿美元。

  对于很多中小项目业主来说,尤其像煤层气这样的项目,通过CDM项目得到的收益非常可观,这使得这类企业参与CDM交易的愿望非常强烈。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项收益虽然对于像中国石油、华能等很多国企的总体营收影响不大,但也非常愿意把CDM方面收益在各类报告中凸显出来。

  在资本之外,这一交易机制对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

  碳交易的专业性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专业的人才队伍,同时日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国内从事CDM交易的公司总数达300多家,其中比较活跃的有四五十家。在相关专业人才上,张飞达表示,欧洲从事这一交易的人数可达3万人,而国内也应该有3000~500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60%集中在北京。

  碳交易机制衍生出了更多金融产品。比如荷兰银行就专门推出了低碳加速器基金。而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益可(被摩根收购)、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等所谓碳基金五虎在过去几年内发展迅速。在中国CDM市场上,此五家基金的收购额就占到了五成份额以上。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作为进入市场稍晚的碳基金,在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即以2000万元重金在国贸附近购置了一处办公地点。如今,其资金管理规模已经超过16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则近4亿欧元。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路跃兵表示,在碳金融的价值链中,气候变化资本已经针对每个环节都推出了对应的业务,CDM交易作为其中一部分,即便有波动,也影响不大。

  但也有多位市场人士表示,金融危机几乎使这个市场基本停滞。不止买家少了,价格也降了很多。如果是新CDM项目,即使开发速度再快,从现在开始到可以转售,也要等到2011年底前后,那时所剩的有效减排量只有一年,所以,除非项目足够大,操作足够简单,否则在危机时期的交易低潮期,大多数碳交易炒家还是选择了不再接受新项目。

  路跃兵表示,虽然2012年之后的需求和供给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碳资产有不同的收益。所以对我们而言,把碳基金投好,把碳资产管理好,把国外的一些模式(比如股权投资)引入国内,整个资产组合就可以做好

  国外金融机构在这个业务上的发展也让国内同类机构跃跃欲试。根据最近的消息,华澳资本、浙商诺海两支本土低碳基金已经面世,国内企业正在努力从CDM项目中挖掘到更多的资本价值。如果抛开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谈,将来碳证券、碳期货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应该还会不断出现,值得国内商业银行等投资机构关注尝试的机会很多。

  改革呼声

  碳交易机制作为一项市场驱动机制,的确也有其缺陷。

  和其他市场一样,市场参与者逐利的本性导致利润最丰厚的部分产品得到了最多的关注。这导致一个国内碳交易项目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在所有CDM项目中,早期项目的减排量都比较大,多为200万吨上下。而现在,很多项目的减排规模大多不足10万吨。也就是说,攫取利润最丰厚的时机已经慢慢过去。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数据显示,目前其正在开发中的项目有50多个,项目数量上并没有明显波动。2009年依然有新的项目在继续买入,但项目规模偏小。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中心主任龚俊松也提醒说,国内优质的CDM项目数量越来越少,这正在导致更多的买家开始慢慢转向印度以及非洲等国家的市场,将来,国内CDM项目仍会持续存在,但火爆程度可能已经无法再现。

  在价格上,中国从2006年开始执行8欧元的底价约束规定。从本意上讲,中国政府进行限价,其实是给予那些对碳金融产业并不熟悉的业主的一种政策保护机制。但由此带来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一刀切的价格,势必造成那些市场价格在8欧元以下的小项目就很难引起买家的关注。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高级经理王白羽表示,气候变化资本在具体业务中已经在努力通过预付款、更灵活的定价机制、提供设备和咨询顾问工作等一些碳融资手段与CDM业主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实现项目利益最大化,但他们也承认,国内在底价上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具体操作上不得不对投入产出比进行更为严格的计算。所以,目前为止,气候变化资本在国内的项目大多数仍然只停留在纯粹买卖层面,在个别项目类别上的股权投资还只是在尝试阶段。

  在交易流程上,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针对这方面的批评意见愈演愈烈。几乎是买卖双方都认为,CDM交易流程复杂,导致交割期过于漫长。在一些具体环节上,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示,的确存在一些颇为官僚的做法。比如国内某项目的信息完整性被认为不够完整,被打回补充,但项目开发方在很快补充完毕之后,审核方提出,必须要等5天后再批复。为何需要等待5天时间,没人知道原因,但规定就是如此,的确让人感到无奈。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高级经理王白羽也认为,CDM并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达到和其他融资途径融会贯通的境界,这导致CDM机制本身的杠杆作用发挥得还是不够充分。

  此外,在各方利益上面,也有观点直指CDM执行理事会(EB)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个受益者。通过征收签发等费用,据称EB每年的收入达数千万美元之巨,这使得交易管理机构本身也卷入了利益之争。

  虽然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并未形成什么成果,但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研究总监喻捷认为,大多数参与者起码有一个共识是:CDM机制必须要修正,必须要设计出一套新的交易规则。对于很多碳交易参与者而言,过去的CDM机制固然严谨,但是带来的交易成本太高,新交易机制必须既能反应一个碳汇商品的真实质量,又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样一种灵活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在CDM机制之外,自愿减排市场的声势也越来越大。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过去几届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的碳减排交易其实都属于自愿市场减排量。除此之外,国外像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国内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都成立相类似的交易所。这看起来似乎有自愿市场代替CDM市场的趋势。但喻捷认为,自愿市场是一个更小的市场,不可能成为主流。自愿市场的产品质量控制和价格都无法和现在的CDM机制相比。因此,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法律框架下的交易机制。

  张飞达也认为,很多人想把CDM根本无法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林业保护等等)也放到机制里面来,其实并不现实。即便CDM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在总体上依然值得肯定。

  从大循环到小循环

  目前而言,国内政府和企业在对相关交易规则的把握和利用上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在全球性的碳减排责任上争取了相对公平的责任和利益,一些介入到碳金融交易各环节的国内企业(中介、投资和咨询公司)边学习边成长,比如现在国内也在开展一些所谓自愿市场的尝试,几大交易所的股东也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的影子,将来在金融经济领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都是可以预见的方向和结果。

  在全球层面,欧美国家中关于碳减排相关的投资、咨询机构在近年内的表现非常活跃,各种碳基金不断成立,而且逐步走向整合。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一直在进行强有力的游说活动,以谋求在未来的交易机制中具备更有利的地位。国内则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快,在碳资产价格上依然难逃低价命运。对此,张飞达认为,在CDM机制中,多个国家中同类可替代产品的竞争、场外交易、单独议价等各种因素,使得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依然巨大。如果从具体做法上看,中国采用了双边定价模式,避开了项目前期的开发风险,就得出让部分利益。

  事实上,除了CDM本身的价值之外,在目前阶段讨论这一机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要看到,CDM交易机制正在引导全球整个低碳经济的发展。仅以中国为例,根据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方网站的数据,过去几年中已经有2400个企业在这一交易中得到了批复并收获了真正利润,了解到了低碳经济的益处所在。张飞达认为,这种覆盖面如此深广的低碳教育效果是其他手段很难达到的。

  2009年下半年,欧盟部长理事会曾经为区内的海运和空运业界制订出一个碳减排目标,期望两者能在2020年前分别较2005年减少20%10%的碳排放。这意味着,世界任何地方的船只,航线只要经过欧洲,就必须遵循欧盟的碳排放要求。在未来,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可以在海运业以及其他更多行业制定碳减排的标准。此类碳减排标准的出台,将对全球范围内各种企业带来直接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府和企业的确需要尽快把CDM这套设定在全球范围内的低碳经济大循环机制内化为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小循环。而目前中国尚未承担碳减排总量指标,这个时期其实是给了诸多中国企业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

  但实习的困难并不少。其中,首先需要攻克的是要把交易的基础打好。准确一点讲,就是把CDM项目的三可特性(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逐一落实下来。这些特性的实现,不仅将推动国内几大环境交易所的发展,同时对在实体经济中如何实现低碳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从测量方式上看,国内十一五期间提出过一个节能降耗的明确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但测量方式主要是以标煤为单位进行补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证实,这个计算方法并不严谨。在2009年底,中国又进一步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下一步在十二五期间,同样急需基于二氧化碳减排量制定出相应的测算方法。

  以日本为例,该国同样在开展自愿减排市场,比如日本麦当劳,就把油锅冷却过程中的余热回收项目卖给三菱等公司,而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前提是,日本企业每年都需上交的环境报告为相关的测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系统,这正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

  如果就“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本身来看,有专家就曾在一些场合中提到,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开始制定每年的碳预算,而要制定碳预算则需要知道国内排放量的基准线,知道了这条基准线,才能进一步制定各地区和重点企业的排放清单。但目前的问题是,这条基准线尚未计算出来,已有的数据主要基于上世纪90年代。据悉,目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已经开始主导去完成这一工作,但估计要达到工厂项目级别的核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目前CDM项目除外)。

  进一步说,“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作为一个可浮动的强度目标,并非绝对总量指标。也就是说,这与CDM机制所依赖的总量管制和交易规则(cap-and-trade rules)并不一样。分析人士认为,在这项交易中,如果Cap不能固定,那么Trade也将不可施行。所以,如果碳交易要想真正的影响实体经济,必须是在承担硬性减排指标之后。

  来源于经理世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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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碳交易机制的构建与位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三家从事跟环境和能源相关的交易所有着直接关系。从2008年正式挂牌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就一直在努力同时从CDM和自愿减排两个市场层面寻求突破。

  目前国内CDM交易数量虽多,但主要采取场外交易。这种情况下,那些碳知识比较缺乏的业主往往议价能力较弱,这使得一些CDM项目得到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其真正的价值。北京环境交易所设想的做法是,把CDM项目拿到其交易平台上,卖家和买家都可以在此处寻找需求和项目信息,欧洲的那些CDM终端用户(直接抵消碳减排额)也可以经由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合作的BlueNext交易所平台找到项目。

  “CDM交易原有的产业链虽然已经比较完整,但北京环境交易所的加入可以为CDM业主和买家提供更完整的服务和更好的场内交易场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运营中心主任龚俊松说。据他透露,目前有几家国企的CDM项目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的交易平台上公开挂牌,吸引了多个买家前来询价,并最终经过一轮背对背的出价之后完成了交易。

  当然,与已有的证券交易所相比,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提供的服务更多聚焦在相关信息的披露上,尚未涉及到交割流程。

  相对于CDM业务,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国内自愿减排机制上的目标更宏大,但面临的问题也更严重。其中,需求从哪里来标准两个关键要素就亟需解决。

  如果说,CDM交易中因为最终买家迫于总量控制不得不买的话,那么,自愿减排最大的问题在于,企业要基于什么理由去买?采访中,业内多位资深人士均认为,目前大多数都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出于对未来管制的预期。

  就像目前整体国民经济一样,自愿减排的发展也需要借助于拉动内需。比如在20101月,北京环境交易所专门成立了中国碳中和联盟。加入联盟的企业将来都会获得权威的排放测算,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降低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购买自愿减排指标以实现自身碳中和。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作为国内目前仅有的一家具备外资背景的碳交易所,同样也在发力营造国内的自愿减排机制,但采用做法更像是其外资股东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国外做法的翻版,即先是拉一批企业自愿加入,但是加入之后就开始强制减排。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开始强制减排的情况下,某家交易所让一部分国内企业开始强制减排的做法不但不太现实,也很有可能让政府在下一步的全球性谈判中陷入被动。

  标准问题直接关系着交易市场中产品的供给。根据统计,全球自愿减排市场近一半的交易都采用美国的VCS标准(自愿碳标准,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但龚俊松认为,国外标准在很多方面并不适用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在某些行业下的减排项目分类上,国内外经济结构的不同和产业发展的差异自然会导致碳交易项目的分类也不一样;某些关于碳减排的计量和监测方法也可能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国情。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去年已经颁布了熊猫标准,但从内容上看,这一版本作为一个宏观、指导性的标准,只是制订了项目开发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步骤等。据悉,更加带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实操性的熊猫标准农林行业细则将在四、五月份推出。

  龚俊松表示,目前来看,自愿减排市场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其正式启动之时,一套完整的交易系统已经就位

  运输光子与运输电子相比哪个更容易?用水冷却与空气冷却相比,哪个效率更高?

  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突然在办公室里问你这些问题,不要以为这只是试图唤回你对中学物理课的回忆,公司可能正在借此考查员工对企业生产效率和低碳战略是否有着足够明确的认知。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完整逻辑是:运输光子比运输电子更容易,也就是说通过光纤传输数据要比通过高压电缆传输电力更经济合理,所以当全球的IP流量总数超过半个zettabyte(即1万亿GB,也就是1后面21个零)时,更多的大型机构开始选择把自己的数据集中起来,建设一些超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用水冷却比空气冷却更有效率,所以当企业服务器的计算密度和耗能都越来越高时,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在大型主机上应用的水冷技术开始成为普通服务器和机柜上的有效降温方式。

  对利润的追求让企业机器们从未丧失过对自己动刀的勇气,所以这类能够开源节流的技术永远都有市场。而低碳的遭遇就并不那么顺利。

  ——嗨,做一家低碳企业吧,体现一下你的企业社会责任

  ——哦,让我考虑一下吧。

  ——唉,可是明年你就得要把碳排放量列入成本了。

  ——啊,赶快说说怎么办!

  ——你看,这里正有个解决方案,能让你一步做到减碳增益,要不要?

  ——哇塞,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呢

  是啊,如果一个方案既能提升生产效率还能实现低碳,还能顺带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什么理由不做呢?!两年前,中远集团就迎来一次优化供应链并同时实现低碳的机会。

  当时,有两家大客户通过并购成为一家之后,中远就发现,这两家公司的仓库节点和运输路径很多是重叠的,这就是说,仓库数可以缩减,运输路径也可以整合共用。但哪些仓库该减掉,最优路径怎么走,还需要认真计算。于是,中远就从IBM那里拿到一个供应链网络优化解决方案 (IBM SNOW)。在项目第一期,主要基于成本考虑进行优化,在第二期中就把碳减排量的计算放了进去。  

  航运业的碳排放量不是小数目。据国际海事组织(IMO)专家组的研究报告,到2020年,航运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14亿吨。国际油轮独立船东协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航运业目前每年消耗20亿桶燃油,排放了超过12亿吨的二氧化碳。

  事实上,火车、飞机、轮船和卡车等不同运输方式的选用,都意味着不同的成本、服务水平和碳排放。站在运输链条的整体来看,运输方式、仓库和供应商位置、运输频率以及线路等因素的调整都需要基于碳成本进行重新分析,以确定新的最佳权衡点。具体做法上,IBM和中远物流先是一起分析和整理各种企业运作流程中的数据变量,然后输入系统建立模型,就可以计算出供应链某一区段或整体的碳排放量和运作优化的建议,由此中远就可以评估一系列新的可选运输方案。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的喻捷在采访中表示,他们一直在推动的口号就是减碳增益,只有把减碳增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更容易为企业、政府和社会所接受。

  从政府来看,此前国内提出过一个在十一五期间节能降耗的明确目标,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从那时起,节能目标第一次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此后,在200910月,一个针对全国各地省长、市长大考的节能减排考核成绩单由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在2009年底,中国又进一步提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可以想见,在这个新约束性目标提出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的考核上只能趋向更加严格和具体。

  目前,一些领袖企业在低碳方面的行动日趋频繁。万科老总王石继去年在哥本哈根亮相之后,近日又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实现绿色建筑的三个步骤,他表示,通过住宅精装修、住宅产业化、绿色住宅的逐一实施,万科将在2020年在建筑材料制造与运输过程中实现节能30%的目标。而马云最近先后加入的两个组织都和低碳有关系。一是加入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董事会,成为董事会中的第一位中国人,大自然保护协会是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国际组织之一;二是淘宝加入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成为其全球100多家全球会员之一,同时也是气候组织在中国的第八位会员。其他七个会员公司包括:中国移动、尚德电力、远大空调、联想等。据称,淘宝网已开始着手制定低碳战略,逐步开展建立低碳物流中心、打造低碳总部园区等系列项目。

  据了解,淘宝网目前由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专门推动低碳相关事务。在2010春节期间,淘宝就曾专门推出一个名为低碳春节的线上营销活动,力图在公众的消费过程中推动低碳普及。气候组织项目经理尹乐介绍说,淘宝加入之后,将就企业战略、员工等多个层面展开相关工作。气候组织目前正在制定一个针对企业推出的低碳战略,淘宝也将加入项目中,同时,气候组织也将会对淘宝员工进行一系列与低碳相关的培训。

  卖家重整旗号

  当企业用户努力把低碳理念融汇整合到既有的发展目标中时,一向充当卖方的企业们也及时跟上,在诸多产品特性上也顺势加入了低碳这一卖点。

  日本一家公司曾经专门找到我们,要求提供一个方法,以便给客户算清楚用了他们的产品可以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卡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CDM项目经理张飞达说,事实上,很多企业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比如过去西门子对于其100万千瓦超临界发电技术的宣传重点是可以把发电厂的效率从35%提高到45%,煤耗降低23%,现在一经换算,即可加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降低24%左右的优点。在输配电上,通过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西门子让印度一条全长800公里的500千伏输电线路,损耗直降37%,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68.8万吨,数字一目了然。

  从2008年底开始,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IBM老总彭明盛在演讲中提出,智慧的地球就是让智能充盈于系统与流程之中,正是这些系统与流程使得服务得以交付,产品得以研发、制造和买卖,资金、石油、水乃至电子能够运转起来。IBM相信,人们在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数据之后就可以找到办法来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高效率。这其中,减低碳排放量是目标之一。

  西门子同样结合低碳、绿色等概念对原有战略、统计口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2007年首次推出与环保相关业务组合的概念,这一业务组合囊括了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能效提升等多个业务领域。西门子还将该业务组合的收入和二氧化碳减排量,交由普华永道按照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倡议行动》规定的标准进行审计。比如在2009财年,西门子就公布其与环保相关业务组合产品及解决方案创造了230亿欧元收入,帮助世界各地的客户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达2.1亿吨,这相当于纽约、东京、伦敦和柏林四市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杜裴然甚至表示:在金融危机时期,西门子的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对我们的业务起到了稳定作用。

  战略的微调之后,卖方企业在产品线、商业模式上也在持续跟进。

  西门子即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做了大量投资。仅在2009财年,西门子与环保相关业务组合中就增添了节能电机、太阳能逆变器系统、节能的楼宇技术控制组件等产品。20095月,西门子在上海建立一家大型风能设备厂,主要供应给国内外的海上风电场使用。200912月,又宣布通过其在天津的两家公司加大在高速铁路和风能市场的投入。而在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多次提及的智能电网领域,西门子也认为由于在发电、输配电和用户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完全可以在这一市场占据领先。西门子预计,到2014年,公司将在此领域实现60亿欧元的订单额。  

  在对产品线的增加、调整之外,西门子还根据低碳经济的特点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过去,西门子主要的模式是客户直接购买设备和服务。近几年,西门子则陆续推出了合同能源管理的业务模式,由西门子或第三方节能服务公司向用户提供节能减碳设备的租赁服务,保证节能量的同时与客户分享节能收益。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节能中心总监战京涛表示,这类业务在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翻番增长,而西门子自己仍然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在与上海某区政府的项目中,就是对原有直接买卖模式进行微调,保证节能量的前提下,依然把产品一次性卖给客户

  低碳经济的全行业性和多环节性也让IBM在推进具体的智慧地球计划时,更愿意与各类供应商建立联盟共同推进。比如其通过全球智能电力网络联盟,聚合一批致力于公共事业的企业。在数据中心领域,IBM还组建了一个数据中心家族(Datacenter Family”,在这一注册商标下,IBM把数据中心建设的各个环节上升为标准化、模块化的产品,当用户提出建设需求之后,马上就可获得如何更快建设一个经济合理的数据中心的指导。

  低碳样板

  机房里用水冷?漏水怎么办?IBM在向国内多家用户推荐购买使用水冷的机柜和服务器时,常遇到有人这样问。事实是,除了一些用户迫于无奈(比如旧建筑节能改造办法有限)下狠心率先用上水冷技术之外,要说服客户还是要靠企业自己以身作则

  西门子、施耐德等多家企业都把自己的一些总部大厦打造成低碳节能的样板间,借以展示自有技术能力。IBM2008年开始,就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项绿色创新工程,每年投入10亿美元优化自己的IT架构。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优化上,IBM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强项所在。IBM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大中华区资信咨询服务总经理李雅弼向记者表示,IBM把数据中心的减碳节能分为IT设备、物理环境和数据应用等三个层次,并围绕着这三个层次提供了像水冷、热点探测、机房建设等多种技术服务。

  2009年底IBM刚在美国Raleigh建成的“Leadership Data Center” 堪称低碳数据中心的标杆。该数据中心90%的建筑材料都是可回收材料,其中应用了芯片水冷、机柜水冷、风力发电等技术。这些技术的整合使得这一数据中心的PUE值(Power UsageEffectiveness,电源使用效率)仅为1.4,而目前我国国内的数据中心PUE值大都在2.5左右(即IT设备耗电1度,对应的制冷等设备耗电1.5度)。鉴于其高超的节能表现,美国政府还给IBM颁发了75万美元的奖励。

  在单体数据中心的建设之外,通过对全球范围内100多个数据中心的整合,IBM还向业界展示了云计算和数据大集中带来的减碳效益。整合之后,IBM把自有数据中心数量从155个减为7个;帮助客户运营的数量从80个减为5个。这样做的效益非常明显,比如数据中心占用建筑面积节省了85%CIO的数量则从128个锐减为1个,总资金量上则节省了41亿美元之多。

  根据伯克利大学的报告,一个特大型数据中心(拥有数万台计算机)采购硬件、网络带宽和电力的成本只相当于中型数据中心(拥有几百至几千台计算机)所付成本的1/51/7。在设备成本之外,带来的减碳量也是惊人的。

  事实上,同样的做法已经在为中国企业采用。截至2009年,国内四大银行基本完成了数据大集中,大都从原有数十个数据中心缩减为南北两大数据中心。

  气候变化资本集团高级经理王白羽介绍说,在国内一些大型的高耗能工业企业中,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环境部或能源管理部,负责CDM交易等低碳事务。甚至在一些民营企业那里,也开始出现专门的人员配备。碳交易机制已经在深入影响着实体经济。

  两难抉择

  讨论低碳经济,要确认一个基本前提是,任何外来的约束都将对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打压作用,多加一个环境约束也必然如此。

  可以想见,在企业运营成本压力和诸多卖方企业的推广下,低碳将可能促使全球范围内的各类企业尝试对其业务流程进行重整,并有可能完全颠覆原有的业务模型和竞争理念。上个世纪的一些普遍做法,如长途空运、小批量、准时制(just-in-time)概念以及在环保标准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能源密集型生产等,正逐步遭到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否定。原因很简单,现行的准时制和客户直送库存策略要求少量和多次运输,这种做法的确可以提升服务水平,也能降低库存,但是增加了运输成本和碳排放。而如果要求企业通过放弃少量和多次运输却又意味着要拉低服务水平。

  如果说欧美发达国家可以依靠着力发展服务业、降低工业生产规模等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来达成低碳目标,那么在国内,经济依然主要靠工业增长而非服务业,在调整产业结构上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对中国来讲,所谓低碳,更多是指低碳的工业。

  在欧洲,几大发电企业已经在根据燃油价格、煤炭价格、碳价格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计算,然后再针对自己的煤电、燃油发电、风电和核电等多种能源业务的比例进行调整,以便在运营成本和利润之间求得最佳的平衡点。但是在中国,可选择的余地是如此之小。依然以能源发电领域为例,目前的状况是,不管哪种发电方式,即便全部满发依然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全部所需,要学习欧洲内部调节那一套几乎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当企业目标(如节能)与低碳目标一致时,企业肯定愿意接受低碳,但当两个目标产生矛盾时呢?有多少家企业真的能够牺牲效率迁就减碳目标?像中远那样通过优化供应链工具找到运营效率与低碳目标之间的平衡点在其他行业容易实现吗?

  如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要求企业承担它们造成的碳排放代价,并欲对诸如铝、钢铁、水泥等排放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另一方面,碳生产率达到了一定标准的低碳企业,则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贸易便利待遇。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像法国、加拿大等国很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即开始征收碳税。

  而在中国,虽然很多企业出于企业形象或事件营销的需要,纷纷搭上低碳这班顺风车,但在走出秀场之后,真正进入减排流程显然还需要等待。以气候组织目前在国内的几大全球性会员为例,除了中国移动能够做到每年都坚持提交排放清单数据之外,尚德电力等公司虽然也在一步步进行补充,但从总体来看,按照气候组织项目经理尹乐的观点,目前要求中国企业提交排放清单依然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在必然来临的低碳硬性标准面前如何做出取舍,可能不止是一个时间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低碳经济来临之时,也是各路资本辐辏之日。关于这一市场的潜在规模,从3千亿美元到8万亿美元,各种预测数据间差距很大。不管确切数字能否算清楚,但对于一些有准备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来讲,的确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契机到

  锋尚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数年前曾以告别空调暖气时代的口号在房地产业界引起轰动,如今,把原有科技住宅的理念和低碳概念融合在一起则顺理成章。据了解,锋尚已将其业务拆分为两块,其中一块继续原有的拿地、盖房销售传统业务,另一块则主打低碳建筑的方案设计,负责提供从设计、施工到物业各方面的节能技术服务。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研究总监喻捷认为,这的确是中小型企业实现产业突围的一个好办法。

  同样的机会也出现在荷力胜公司面前。作为蜂窝材料的提供商,其董事长王文明10年前就把该技术引入国内,但直到2009年搭上低碳经济的顺风船,才迎来一个较大的转机。国内家电巨头海尔在经过一系列实验后发现,荷力胜提供的蜂窝纸应用在产品包装中比原有的白色发泡材料更安全抗跌,最终与荷力胜签订了供应订单。

  在近几年内新兴的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国内企业不止在资本市场上吸引了巨额资本,而且的确在国际市场博得不少的市场份额。

  2010年初,来中国推广其太阳能跟踪器组件的西班牙埃菲玛公司老总安吉尔·路易斯·塞拉诺在采访中表示,近几年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发展非常快,但在这个产业里西班牙本土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的工程公司。而在数年前,西班牙从事多晶硅或太阳能发电组件的企业还为数不少,但在全球太阳能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面前,很多企业的技术生产能力却没有及时跟进,最终在中国光伏企业的强大供应能力的压迫下,不得不退出市场。

  而就国内的情况来看,总体产能急剧扩张的背后是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青云创投的数据,国内与太阳能相关的新兴企业在2009年已经死掉了3/5。这样的现象可能还将在风能领域中重现。

  根据国家的中长期规划,到2015年我国风电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2020年,更将达到3000万千瓦。如果以每年增长1000万千瓦的速度计算,风电成本每千瓦是8000元,1000万千瓦带来的就是800亿元的市场规模。这就是国内数百家风电设备企业争抢的诱人蛋糕。在这其中,金风、华锐等几家较大企业就将占去60%的市场份额,其他企业则争夺剩余的份额。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开发部华东区总监王正德告诉记者,如果说2009年的风能市场算是供求平衡,那么2010年将是供大于求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洗牌将正式开始。

  破局难

  在低碳经济的大潮中,新兴企业冒头不易,除了同质企业间的残酷竞争之外,原因还在于,他还需要突破原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并构建一个新的产业生态链。

  在新能源的应用上,内蒙古在风电领域的问题非常典型。根据公开资料,内蒙古的风电产业近年发展迅速,在2007年和2008年,内蒙古完成风电吊装容量较上一年分别增长175%和142%。但建设速度快并不意味着应用就能跟得上。

  根据国际惯例,风能并网电力不能超过全部电力的10%。如今,内蒙古全年用电量是1500万千瓦,也就是说,可并入网的风电容量只有150万千瓦。根据目前的建设规模,内蒙古的风电发电总量理论值已经达到了350万千瓦,这就意味着,其中200万千瓦必须配送到内蒙古以外的用电地区。要把这些电送出去,就涉及到国家电网内部的并网输送,而国家电网是否愿意建设线路还是一个问题。

  其他领域低碳技术的开拓者往往都避免不了在旧有利益格局中碰壁的经历。

  威海广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是一套全自动油田含油污水净化系统。与传统的化学药剂净化技术不同,这一系统不用添加任何药剂,仅通过物理方法即可完成净化过程,成本低且非常环保。公司总经理李文轩在采访中表示,这套系统在很多油田客户那里都得到了认可,但在产品推广中仍感到阻力不小,原因之一就是在某些地方,像化学药剂厂等围绕着传统净化方法已经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利益链,新创技术虽然好但要打破这个圈子实属不易。荷力胜公司在为其蜂窝材料寻找买家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作为一种替代产品,蜂窝纸在短期内应用量不大的情况下,与传统发泡材料相比成本优势并不大。这使得其在刚开始争取客户时的确比较困难。

  新技术的投入产出比同样需要精打细算。最近的两会期间,工信部副部长苗圩炮轰国内纷纷上马的风力发电厂大多是形象工程,原因就是我国风沙伴存,风电设备受风沙磨损大,在更新换代前可能根本无法实现盈利。太阳能领域的问题也很多,比如相关组件的生产污染就非常严重,而且涉及重金属的污染只能通过化学手段来治理。像无锡尚德可以花费巨额成本来治理污染,但中小规模的光伏企业估计就难以承受。

  在合同能源管理领域,除西门子等大企业之外,也成立了很多中小型的节能服务公司,这类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也很多。比如节能量的测定,细节非常复杂,在节能效果上很容易造成分歧纠纷。目前,国外主要靠独立第三方评估,而国内还是以双方测定为主。这类公司做大的更大难题在于资本限制。这些服务公司大都刚刚成立,而业务类型却导致资金周转期相对较长,在把设备放到几家大客户那里之后,基本就没有资金进行新的市场开拓。找到银行贷款时,却又因为很难做抵押,难以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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